这就让许绿云迅速苍老。
好容易58年的时候开始搞公社吃食堂，农民家里没有了煮饭、自留地、猪鸡之类的繁琐杂务，许绿云只是洗洗家里人的衣服再扫扫地，陈定国也只是弄弄家里烧水的柴火，老两口才算是勉强松了一口气。
但是现在，随着新政策开始施行，以往的那些噩梦又将重新笼罩她。
并且现在家里的好多小的都在长大，家务活更重。而她的年龄也更加大，体力和精神也更差。
她立即就感到了浓浓的生命危机。
“孩他妈，你要是没了，我，我活着也没有了意思。你放心，你走了后我很快就会来陪你。”陈定国也悲声说道。
陈家村要不是背靠养育了祖祖辈辈人的小黑山，有慷慨的花溪涧提供水源，平时又能在山上挖到很多野菜，关键时刻又用秸秆和玉米芯磨粉，再加上小黑山上的树皮，恐怕也早就像其他村子那样出现了饿死人的骇人事件。
正是因为以上原因，短短一年多两年就经历了如此多大事件的大部分社员，对陈定本骤然间宣布的两条重大消息既欢喜期盼，又疑惧担忧。
这样的话是那些被运动整怕了的社员的普遍心声。
他们永远都无法忘记两年前那场运动一来，家里的猪鸡羊等禽畜和稍微贵重一点的财物就顷刻间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被无偿‘调’出去。
虽然那个政策很快就进行了调整，今年上半年五月份左右公社还进行了退赔，但那退赔账目，不说也罢。
这个同样被迅速废除掉的绝对平均主义政策，给每个社员留下的心理阴影一样深刻无比。
（绝对平均主义在各地的废除情况并不一致。废除得越彻底的生产队社员劳动积极性越高，生产也就搞得越好，工分值也越高）
毕竟饿肚子的感觉太难受了。
“秋播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收割杂粮。杂粮一收完，就马上进行预分。下个月扫了山货卖给公社，再卖了鱼塘里的鱼，就可以对现金进行预分。春节之前交了任务猪，再杀了年猪，生产队就进行年度决算。”
“大家听明白没有？还不明白的可以找我单独问。”
队部大晒场上，大队长兼一队生产队长的陈定本提着一只干电池喇叭，终于讲完了两条重大消息：分粮到人头和返还自留地搞家庭副业。